我们为什么要赚钱

更新时间:2016/9/14 23:35:00    阅读量:1641

  1902年,安德鲁·卡内基已经很老了。两年前,他将自己的美国钢铁公司与J.摩根实现联姻,从而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。可是直到这时候,他也还没有搞清楚,到底财富给自己带来了什么。从一个纺织女工家的穷小子到世界首富,卡内基打造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钢铁帝国,也涂抹出一个吝啬、冷血、没有任何知心朋友的生命图本。

  这一年,67岁的他开始频繁出入教堂,在那里的某一天,他突然开始醒悟。他的传记作者奥尔·亨廷顿写道:“直到那一刻,他才意识到,是上帝派他来赚那么多的钱,所以他必须在有生之年把它们都还给上帝的子民们。”老卡内基把他的余生都投入慈善之中,今天在美国各地,你到处可以看到卡内基捐赠的图书馆、博物馆。

  我们为什么要赚钱?我们想要用赚来的钱去购买什么?对今天所有的人都是一个问题。

  我认识一位朋友,他是一家跨国咨询公司中国区总裁,在他的努力下,这家公司在中国获得了显赫的成绩,而前年年初,他突然宣布辞职,然后独自一人去台湾当一名传教士。

  在离开大陆前的一次聚会上,他告诉自己的朋友们,“我上半辈子已经赚到了足够的钱,让我从今天出发去寻找自己的快乐”。

  我很羡慕这位朋友,至少就他个人而言,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答案。

  马克斯·韦伯在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》中认为,在中产阶级仍很落后的国家,都曾有一个鲜明的特征,就是盛行不择手段地通过赚钱牟取私利,这几乎是一个无法超越的阶段。而成熟商业社会的标志则是,人们从对物质的追逐中脱离出来,开始去发掘生命中另外一些抽象的、形而上的价值。

  百年的积弱和贫困,使得今日的中国依然处在一个创富的激情年代中,一切以经济为中心,一切以财富为标杆,所谓的智慧、快乐与价值都似乎是可以被量化的,而伦理、道德则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奢侈品,它们的底线往往可以被轻易地击穿。

  今天很多人把今日之中国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社会相比较。美国心理学家尤维·吉伦便认为,这是两个十分相似的商业社会。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,人口大量涌入城市,转型期的社会、经济乃至个人的不确定性因素与焦虑的社会心理相结合,必然导致众多的社会矛盾。然而,必须指出的是,今日中国人与美国人最大的差异在于,我们一直缺乏一种形而上的精神空间,缺少精神慰藉的空白,这将导致因商业生存而被扭曲的普世价值伦理无法得到应有的修补。

  有一年,我去波士顿的燕京学社拜访杜维明先生,他提醒我说,“你有没有发现,尽管美国是一个非常物质化的社会,但是,与中国最大的区别是,这里到处是尖顶”。他所谓的“尖顶”,是指遍布全美各地的教堂,人们每至周末便全家到那里去做礼拜。

  我能理解杜先生的解读,他最近在华人世界倡导“儒家学堂”便也是企图建造一个“东方式的尖顶”。只是他的努力因为缺乏响应而显得那么羸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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