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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贫积弱局面的形成

  积贫积弱局面的形成:

  积贫积弱局面的形成:

  1、积弱局面的形成:

  (1)集中军权:

  赵匡胤最了解高级将领发动兵变夺取政权的危险。因此,首先收夺军权。建隆二年(961),赵匡胤在酒筵上用允许将领们兼并田宅传给子孙的办法,示意将领们释去军权,使“君臣之间无所猜疑”。次日,曾经帮他夺取政权的禁军主要将领石守信、王审琦等人,皆称病自请解除军职。此为“杯酒释兵权”。之后,又废除了过去统领禁军大权的殿前都点检,把禁军的领兵机构析而为三,以殿前司、侍卫马军司、侍卫步军司分掌禁军,合称“三衙”。三衙地位平行,互不统属,形成鼎立。三衙的长官为殿前都指挥使、马军都指挥使、步军都指挥使,也叫“三帅”,分别统领禁军。以资历浅、名位低、易于驾驭的人任其职。宋初制军的这一特点意味着皇权对军队控制的加强。

  为了限制三帅的权力过大,宋又因袭了唐末五代以来的枢密院制度,在中央设枢密院,长官为枢密使,主管全国军队的调动和招募、训练、供给等事宜。枢密使与三帅各有所司,枢密使有调兵权而无领兵权;三帅有领兵权而无调兵权。调兵权与领兵权的分离,使二者各自独立,相互制约,有利于皇权的控制。

  北宋在军队中实行“更戍法”。将驻防在京师的军队轮番调到地方戍守,或将驻守在各地的军队定期调动到他地移屯就粮。军队驻守地时常更换,而统兵将领由中央任命,也不固定。如遇征战,多由皇帝临时命将。战事结束,兵归宿卫,将还本职,一切军权都集中于皇帝。这虽然可防止兵与将领结合以反抗中央,但却造成兵不识将,将不识兵,兵无常帅,帅无常师。且士兵经常往来于道路,训练不精,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,使北宋在对辽和西夏的作战中经常处于不利地位。

  (2)集中行政权:

  宋代以前,宰相握有“事无不统”的大权。宋太祖在建国之初,用分化事权的办法,通过新设的机构──政事堂、枢密院和三司,削弱宰相的权力。宋设“中书门下省”掌握实权,但仅有民政权,设于内庭,称政事堂(即宰相办公的地方),是中央行政机关。长官为宰相,官衔是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”,简称“同平章事”。为了限制宰相的权力,又另设副宰相“参知政事”,意思是与宰相共同议政,使宰相不能专权。宋初设立枢密院,长官为枢密使,掌管全国军事。枢密院和宰相的政事堂并立“对掌大政”,号称“二府”。二者一文一武,互不通气,分别向皇帝奏事。皇帝直接控制政权和军权。为了限制枢密使的权力,又设枢密副使。

  (3)集中财政权:

  北宋设置三司分割宰相的财政大权。度支(掌财政收支和漕运)、盐铁(掌工商业收入和兵器制造)、户部(掌户籍、财赋和专卖),掌管全国财政。长官是三司使,亦称“计相”。另设三司副使多人,以防三司使专权。在民、军、财三权分立中,三者不相统属,分别向皇帝奏报,一切由皇帝裁决,宋代把中央集权强化到空前未有的程度。

  (4)负面影响:

  ①削弱了军队战斗力;

  ②降低了政府工作效率;

  ③军费开支高涨。空前强化的蝗专权虽然加强了封建统治,但也带来许多负面影响。

  国家的权力过于集中,在政治上造成各级官员缺乏进取心,行政效率低下;

  军事上,高级将领受制太多,不能根据战场情况作出决断。同时,对宋代皇帝而言,权力集中的深层含义是确保自己的统治,因此,为了保住一己私利,不惜牺牲一切,包括国家利益,因此,在对西夏和辽的战争中常常表现得患得患失,非常软弱。景德元年(1004)九月,辽兵20万直趋黄河北岸的澶州,威胁宋都城开封。动摇的宋真宗在主战派拥戴下勉强到达澶州,宋军士气高涨。辽在澶州初战不利,加上长驱深入有后顾之忧,辽萧太后乃有退兵之意。双方于当年十二月约定:

  (一)宋辽约为兄弟之国,宋尊辽萧太后为叔母;

  (二)宋每年输辽银10万两,绢20万匹;

  (三)双方罢战撤兵,宋、辽以白沟河为界。由于澶州古称澶渊郡,故称此和议为“澶渊之盟”。

  2、积贫局面的形成:三冗——冗兵、冗官、冗费

  (1)冗兵:

  宋太祖时,全国有禁军20万,真宗时增到44万,仁宗对西夏用兵,禁军激增到80万,后来《水浒传》中称林冲为“八十万禁军教头”就是这样来的。加上服杂役的厢军,总人数已达140万。当年北宋总人口只有2200万,国家的近十分之一人口是军队,宋朝养兵的费用,竟达到全部赋税收入的十分之七八。

  (2)冗官:

  其一,官僚机构重叠,官职混乱,一官三人共之。其二,科举取士越来越多。1000年(咸平三年),真宗下诏说:“去岁天下举人数逾万人,考核之际,谬滥居多。”但这年,真宗亲试举人,仍取进士、诸科(包括屡试不中者)共一千八百多人。其三,“恩荫”法。皇族宗室和官僚的子孙、亲属、姻亲甚至门客都可由恩荫授官,数量极大。皇族宗室原来七岁时即授官。仁宗时,甚至出生不久,还在襁褓之中,便有官做。文武官员中地位高者,家族亲属都恩荫授官,小至郎中、员外郎也可荫子孙一人得官。正官之外,等候官缺的人员,多到“不知其数”,“大约三员守一缺,略计万余人”。真宗时十数倍于初,仁宗时又两倍于真宗。而且中级以上的官员,待遇极其优厚。宰相、枢密使的正俸,每年铜钱三百六十万文,单以三百六十万文计算,等于北宋中期两万四千亩土地的收入。

  (3)冗费:

  军队和官员数量激增,也使费用大量增加,同时,在对西夏和辽的战争中,宋代统治者也常常付出大量金银和布匹,以金钱财富买得一时平安,所有这些都造成了冗费的局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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